文学作为抵抗:《微尘记》的一种读法



时下我们听惯了「是有种人」的调调,作为喜欢文字的人,我还曾经顺势思考过「有种文学」。在动荡的年代,文学静态,似乎追不上变化、赶不及对应,有趣的是,这缺点也刚巧是优势,文学作品所衍生出来的想法可以远比一句口号来得深入、複杂,而它所引发的震荡与余波,能掀起的涟漪也定必比短暂的爆发来得久远。读张婉雯的新作《微尘记》,短篇里对现世社会的思辨与反省,实在予我这种感觉:有种文学,静静在角落发生,悄然回应现世。张婉雯在书的自序中有两个问句:

中间这十多年,我一直在问出版小说的意义。既不能为生也没甚幺掌声,书店裏的书也多得很,再多一本拙作又有甚幺分别呢?

[……]

我以为自己是谁,出一本书就能改变这个城市甚至全世界?[1]

在一篇短短的自序里,重複叩问自己写小说的意义,这件事实在很「张婉雯」。读过她的生平、访问都知道,张婉雯就是这样勇敢直面自己的人,这样说绝非恭维,这一点,许迪锵先生在小说集序言中便有中肯的评价:「张婉雯人如其名的温婉,文中冷不防来一记泼悍」,[2] 他认为张婉雯的文锋可以力发千钧、气势凌厉,而且泼悍,那是一种「敢」与「直」。当然,诚如许先生所说的,「若说文如其人,未免把小说艺术看得太简单」,[3] 我自然不是把张婉雯的个性直接代入她笔下的小说人物里,这实在是不合理的,不过,这种敢与直,自然是张婉雯用以经营小说意念,以及刚柔并济的文句的要素,而经营的结果,是以小说作为抵抗──事实上,张婉雯的作品,已经为她自己设下的问题找到了方向,至少,作为一个小读者,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唯独在这里要呈清的是,用上「抵抗」而不是「抗争」,一来不愿逆作者对创作的思考,[4] 二来,「抗争」很直接、有时甚至很暴力,而「抵抗」的内涵则暧昧得多,当中的主动与被动、方法与姿态,都有许多可能性,而文学提供予我们的,正正便是这种深与广的维度。

雨伞运动里的尘与土

《微尘记》里有几篇关于社会运动为主题的短篇,以短篇集的安排来看,结集开篇便是描写雨伞事后的〈陌路〉,接下来是描写现场被捕者之间的思辨的〈拘捕〉,那种现时感,以及作为小说家对现况的反思,实在令本应在风中轻飞的微尘,添上几分实感,微尘附在人的肩上、或物的周遭。微尘落地而成土,无论你同不同意这种态度,但不能否认的是,它很贴地。

最近刊登在《字花》的访问里,张婉雯坦言雨伞运动对自己有影响,[5] 这种觉悟在小说里并不是成为口号式的宣言或两极化的描绘,而是如她自己所言的灰色与浑沌。这种书写方式,正是张婉雯的抵抗之姿。〈陌路〉故名思意,故事描述两位密友因为雨伞运动的意见「分歧」,友人分道扬镳,形同陌路。这故事的结构看似简单,但是,张婉雯的直和敢,在此呈现成勇于从社会对运动的对立思考中,抽出混淆不清的部份来写,灰色地带,就是我所言的,属于文学创作的抵抗之姿。小说从作为第三者的丈夫作为视角,观察妻子与密友之间出现分歧的情况,视角的选择令两人矛盾的癥结之处变得模糊,表现问题是知道了,但总是隔了一重,「不,不是因为佔领运动。不是的。」[6] 那幺,应是甚幺呢?

〈陌路〉里利贝嘉与妻的矛盾是更根本与长远的,关于价值观的渐渐背离,那是看在「我」眼底,骗不了人的,虽然二人形影不离,却着实很许多不同,[7] 两人的友谊,「我」许多时都不明所以,甚至逃避:「那时我就应该想到,利贝嘉和妻迟早步上后尘──即使没有佔领运动。只是我们都不愿去想。」[8] 至此,所谓陌路早就存在了,佔领事件后利贝嘉与妻的抉别,不过是契机而已。小说着力去写妻与利贝嘉之间的友谊以及两人的个性,当中许多言行的细节,都令作为爆发点的佔领事件变得渐渐次要,而所谓意见分歧亦不如想像中那样暴力与爆炸,妻是非常冷静的,彷彿陌路早在她掌握之中。

不过,值得留意的是,小说的结尾不是愈走愈明,而是黑暗的:「妻转过头来,看着我,默然一刻,然后叹息。黑暗中,我但愿那是释然的微笑。」微笑是「我」的意愿,在黑暗里「我」与「妻」的表情都无法看清,而事实上「我」对妻子不无批判,例如在佔领区,「我看着远处兴致高昂的妻,忽然感到相当疲累。」[9] 选择以黑暗作结,证明路要怎样走,其实是无法预计与看清的,整篇小说能做的不过是对来时路的梳理(透过「我」的回忆与观察)而已。自运动以后,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回应呈现了很不同的姿态,相对大量雨伞诗、散文的发表,〈陌路〉的表面很冷,但内里的暗潮汹涌,事实上就是对社会上那种非黑即白式、归边的嚣噪的一种抵抗,当然,这种抵抗无法为社会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,但它却以真实来拷问读者:在两极化的当下,人们好像忘记了现实社会其实就是这样暧昧不明的,矛盾早存在了,不过是没有人提起。

接连两篇关于雨伞的作品,像是从不同地方、角度截取一片真实的碎片。〈拘捕〉描写了佔领区清场时,教授与学生的一场思辨,拘捕行动彷彿只是背景,重要的是这时刻所勾起的,深沉在褚老师和学生沈思绪之间的争论,才是真正重要的事。这是很重要的取态。事实上,纠缠于谁做对、谁施予暴力、谁是正义、谁的路线好这类争论,早就将整场运动对社会的回应与反思淹没。禇和沈之间的思辨,与其说是直接回应雨伞运动,不如说,是在梳理自身,小说离不开作为(自认的)成年人的禇,对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的焦虑。禇有过去那些关于社会运动的纠结,于是每当沈提出一点对成年人的不满,他便要沉回年少时与朋友俞之间的矛盾。整篇小说又是一贯地远离嚣噪论述的风格,在与沈交谈的时候,褚一直在反思过去,过去的手足无措,使他明白眼前的沈,并「对于自己在二十年后能给出这个答案感到老怀安慰」。[10] 小说的结尾,禇与沈握手,一来是意志的传承,二来是与过去的抉别。所谓运动的成功与否,小说没有批判或提供答案,但是,这一场拘捕期间的片段,却清楚明白地指示,事情没有结束,现在才是开始。

张婉雯笔下的社会运动,非常冷静,配合她平和、简洁的文风,与现实的急躁成对比,这种对比是一种态度──无论作者是否同意──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告诉我们,来时路已需消化,身后身无法预视,于是,他们焦虑却又宁可深沉。

真实的虚假与真诚的不诚

所谓真相,永远并不是单一的,然而真实的多元多样,却不是人人接受,正如所谓最真诚的真诚,我想是面对自己的不诚,这可能是每个写者都必须自问的难题──虚构小说里的「诚与真」,一直以来都是争议性议题。烦琐的学界讨论我无法亦无力理清,不过,让文本说话,现实中的张婉雯要和你大谈真诚,但小说里偏偏充满了尴尬、混浊与暧昧。[11] 这也是小说有趣与先见之处。

以同样用教会为背景的〈使徒行传〉和〈玫瑰诔〉为例,这真诚与真实的尴尬、混浊与暧昧便非常突出。读完〈使徒行传〉的第一感觉,可能会觉得小说对教会的内部问题处理较为单向,洛奇是最终的受害者、教会受到外来资本的入侵而引致内部腐烂、教会同工为了正义而反对等等,都是很简单的二元对立情况。不过,细读字里行间,读者不难理解「我」为何会说「我们所认识的洛奇早就死了。我们,包括我,都是兇手。」[12] 「我」并不是二元对立地思考教会内部的腐朽,而是对所有人都予以共谋者的批判,当中包括洛奇自身。「不知怎的,我经常把史泰龙那个捱揍的样子,与洛奇的笑面联想在一起」,[13] 洛奇的笑其实就是捱了揍,他的忍耐其实既是教会亦是他自己所做成的。这从叙事者与文本呈现之间的落差与尴尬可以看出来,诸如「谁还能挑剔这样的学生呢?」、「然而他很快就适应了教会生活,就像他生下来便是基督徒」、「基义堂已多少年没出过这样的杰出青年了?正确地说,基义堂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人才」、「我们也许会扭他的脸蛋,摸他的头,而他也会乖乖地不作一声,任由我们抚弄」……等等,洛奇真的如此完美吗?抑或是,洛奇本身希望这样完美吗?杀死教会的不是外来资金的投入、杀死洛奇的不是我们,而是必须要完美无暇的想像──小说里的角色与悲剧在于,大家都无法面对真诚里的不诚,包括叙事者「我」,也在逃避,「是的。洛奇永远是那个瘦削、上进的中学生,热心爱主,奉母志孝。」[14] 正如那首尾呼应(作为意象)的长跑者,这些年来都一模一样,从没显老,然而他的眼里却不反映任何风景,长跑者的坚实如一,事实上空洞无物,如同使徒的真诚一样暧昧而无以觅真。

〈玫瑰诔〉里同样不诚的冯修女,就比使徒显得更为尴尬与混浊,正如那场令玛嘉烈紧张万分的、既不简单又很隆重的丧礼一样。丧礼混乱,人人以为人之将死矣,见棺材,怎能不流真眼泪?但这也并非定理,丧礼里人人见棺材不流泪,忙于处理丧礼的茶点、寻找合适的话题、迴避不想面对的人与事,冯修女连自己的喜好亦不能承认,明明喜欢浓味咖啡,却「微笑说:『我都无所谓。』然后呷一口手中的咖啡,便把茶杯交给芬妮」,这种修养令人哭笑不得,联想起冯修女对旧生的种种假装,[15] 说是伪善,又言之过重。读毕小说后,究竟是写治丧抑或不是?大家究竟是来弔慰抑或不是?其实都不必明言,一说便俗,张婉雯的炫技,正在于拿捏这种尴尬、暧昧的準绳之上。

说到这里,很难说这些小说不是一种抵抗之姿。这种抵抗深思熟虑,却又不是犬儒,真正的抵抗是长久而深沉的抗衡,关乎作家个人定位,以及文学作品之于社会的定位等议题。《微尘集》里的小说,无法提供答案、也不求抗争,却是实在地反映出真实的虚假与真诚的不诚,其创作定位很清晰,以不洁写洁,不实写实,不诚写诚,所以我说,小说有抵抗之姿。微尘的名字好,细细一点不起眼之物,跑进人的视域里,黏在纯白的墙壁上,何其注目又何其微小。

注释:

[1] 张婉雯:〈自序〉,《微麈记》(香港:汇智出版社,2017年),页15。

[2] 许迪锵:〈细认风中微尘──《微尘记》序〉,《微尘记》,页12。

[3] 同上。

[4] 张婉雯曾经指出自己不愿意将文学当成是抗争的手段:「当文学作为抗争手段时,我觉得已简化了文学本身。现时的社会倾向把问题过分简化,往往非黑即白,忽略了灰色和浑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实的部分,文学就是要反映这些灰色地带,只是大家都不愿面对这些真实。」笔者甚同意作者的思考,而这正刺中文学与政治、文学的写实性质等重要的文学问题,下文将再述。见何杏园、李昭骏、谭颖诗访问;何杏园整理:〈张婉雯与真诚〉,《字花》(总第65期),2017年1月15日, 页14。

[5] 原文为「坦白说,佔领运动确实令中年人如我醒觉。从前一直参与动保运动,都不过是在安全网内,以『抗议』等安全的手段表达意见,经历过佔领后,说实在的,这种手段已经再难找到突破。」见何杏园、李昭骏、谭颖诗访问;何杏园整理:〈张婉雯与真诚〉, 页13。

[6] 张婉雯:〈陌路〉,《微麈记》,页20。

[7] 「我」多次表达对两人关係的不解,并实在地观察到两人的不同。例如妻认为利贝嘉的工作并不踏实,对此不以为言,「我」不作声;而利贝嘉在朋友聚会时有意回头看妻一眼,妻却头也不回地已走远了等等。

[8] 张婉雯:〈陌路〉,《微尘记》,页26。

[9] 同上,页22。

[10] 张婉雯:〈拘捕〉,《微尘记》,页35。

[11] 这里荡开一笔,尴尬、混浊、暧昧不代表行文与表达拖泥带水,事实上,张婉雯的小说语言极之简洁清丽,不是字数多少或句子长短,而是一句一字毫不浪费,精炼且物尽其用地经营小说结构。

[12] 张婉雯:〈使徒行传〉,《微尘记》,页115。

[13] 同上,页116。

[14] 同上,页147。

[15] 事实上,结集里几篇关于女子情谊的描写之独特与细腻,可说是形构出一种特别的“Sisterhood”,伪装是其中一个特色,当然,有善有坏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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